以色列将对土耳其采取多项反制措施

应当注意的是，内部监督部门在监督过程中应避免形式化，力求客观公正。

其四，改进法官待遇制度，提高法官工资福利标准，延长法官退休年龄。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同时，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也是影响法律判断的因素，因为很多时候技术手段具有事实上的约束方，甚至会超过法律上的规范约束力。总之，合乎比例就是一方面考虑言论被限制的程度，另一方面考虑以此限制为代价所追求的目的，手段不能超过实现目标之必需。法庭特别强调了太平洋基金会案与本案的差别。同时，承认立法机关有权限制并不等于认可其全盘的禁止，为淫秽言论留有一定的出路是法律避免违宪的关键。网络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网络以其技术上和结构上的特色所导致的与传统言论环境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将修正或改变既有的原则与规则，但是不变的主题永远是权利保护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合理平衡。

而淫秽言论作为言论自由问题的一个特殊分支，则从反面提供了限制言论自由的诸多的理据，创设了很多政府得以干预言论自由的规则、方式、标准。在遭遇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时，政府一般会以维护公共道德、保护未成年人和保护不同意此类表达的成年人等理由来证成公共利益或施政目标。总之，网络言论自由是不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宪法权利或许并不重要，更实际的是以往的言论自由有关理论、原则、规则和先例是否可以在一个新的网络中被援引和适用。

太平洋基金会案中，广播作为传播言论的媒体，其内容更容易为听众所接受，只要打开收音机，则节目信息便会源源不断、无法选择地向听众袭来，这是一种类似无差别轰炸的信息传播并且是单向的。享有程度？不同的权力与权利必将导致不同密度的司法审查标准，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当下的权利生态。通信委员会主张，有制定法(18 U．S．C．§1464)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在电台广播中使用不雅的语言(Indecent Language)并要求委员会鼓励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更有效的使用广播(47 U.S.C.§303(g))。互联网的存在如果本身促进了言论市场的繁荣、去垄断化，那么就极大地论证了政府行为时不必要性。

(a)款规定，任何人，在州际或国际通信中，明知接受通信者在18岁以下，仍以电子通信手段故意传播任何淫秽或不雅的评论、要求、建议、提议、图像或其他通信。在言论自由与政治规制的新的互动关系当中观察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之相关理论与规则的发展演变具有多重意义，既能够摸索出言论自由权利的证成方式，了解时代变迁与法律应对之特有模式，也能够帮助厘清互联网时代相关法律争议与法律规则之脉络，为合理有效的互联网法治进程探索理论出路。

网络环境下的言论自由状况是值得关注的新问题之一，因为互联网的特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言论形态和传播路径发生了很大改变，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言论权的实现过程与所遭遇的外来规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联邦通信委员会最后向电台下达了决定，称此后再有该类投诉则将考虑对电台进行惩罚。史蒂文斯认为，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与之前的金斯伯格案和太平洋基金会案都有所不同，即设定了更广泛、不区分的言论限制。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纽约州法院的判决，主要理由包括：(1)州政府拥有保护未成年人的固有权力和职责，只要其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有关言论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即有权力对其进行限制，而本案州法表明立法机关并非没有合理理由。

政府随即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文斯代表多数意见(本案是七票同意，两票部分附议、部分反对)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①] 第一修正案严格意义上只适用于联邦层面，因此受到约束的仅仅是国会。(2)该州法并未完全限制色情言论，而是允许未成年人的父母代其判断有关杂志是否属于色情，即如果父母同意或父母为其购买，该州法并不干涉。但是，互联网无差别的信息发送和极快的传输速度明显放大了淫秽言论的危害，使得更多未成年人暴露在淫秽视频、音频面前而家长或监护人毫无防备，或者使得厌恶此类淫秽材料的人更加不可避免地与类内容遭遇。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确实深刻改变了言论自由的结构，因此也改变了言论自由权面对公权力或其他事实权威时的地位和面貌，这必将影响言论自由既存原则与规则的含义和适用方式，值得持续性地观察和研究。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宪法规则的建立除了宪法文本之外主要来自于先例判决，判决书当中最后决定判决结果的规范形式的表述即为判决意见(Holding)，而众多先例共同参与建构的H0lding就成为了一项规则——普通法意义上的规则。

这种心理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极端、斗狠、浮夸、下流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出的言论出现在网络上，而政府对于这种言论类型的压制显然是有更多的合理性的。但是由于后来的第十四修正案的转化作用(1ncorporation)，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也适用于州和地方政府层面，因此可以说言论自由是美国各级公权力机关都必须予以确认的公民权利。

尽管淫秽言论一向没有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认定淫秽的标准仍然非常严格：(1)适用当代社区标准，一个平常人是否会发现，作品从整体上看激起色论欲。被诉条款分别是该法第223节的(a)款和(d)款。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他类型和内容的言论也逐渐被纳入宪法保护的范围中来，如诽谤言论、商业言论、淫秽言论、煽动性言论等。[①]普遍认为宪法原义中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议论与批评政府与公共政策之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政治言论。经过过去几十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试错和探索，保护未成年人和保护不同意此类表达的成年人成为两项主要的为政府辩护的主张。反过来说，对同类型言论参与者而言，政府采用不同的限制手段必定会造成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言论影响，所以个案权衡不可避免。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有关问题很庞杂，本次报告无法囊括其所有方面，仅仅选择了其中一个特殊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主题——网络淫秽材料或不雅材料(Obscene or Indecent Materials)之传播与政府管制，并且将研究视域限于美国，以求相关理论与规范梳理之连贯性。  二、网络淫秽言论之宪法争议的路径依赖 这里的路径依赖需要放在判例法司法制度中来说明。

总体而言，言论自由的理想模型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一致，而评价网络言论自由的方法就是将其置入理想模型中进行比较。不雅言论可以得到宪法一定程度的保护，关键在于平衡政府通过限制该言论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政府所选择之限制手段和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对于淫秽言论的管制主要出于维护公共道德和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同时，从宪法适用的实际情况考察，有关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主张的论证起点确实也是上述既存的原则与规则，即便有一部分制定法是专门用于规制网络环境中的言论权利和政府职能，不过这些法律终究必须经历第一修正案之下的司法审查，因此还是回到了第一修正案的固有理论话语中来。

也有学者指出，分级在现实中比较难以操作。当然，既存的淫秽或不雅言论之宪法理论和宪法规范并没有正面回答互联网背景下的新问题，因此互联网的特色也是值得强调的。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政府管控职能的扩张，制定法越来越多地被颁布出来。应对互联网淫秽言论或不雅言论的措施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要么是从言论源头进行分级(Zoning)，要么是从言论传播或接收端进行屏蔽(Filtering)。

[③] Ginsberg V. New York，390 U.S.629(1968)． [④] 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438 U.S.726(1978)。但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论证不会凭空展开，必须依赖以上述判例为代表的既存规则。

网络上淫秽言论的言说者(或者说散播者)所遭遇的道义压力一般会小于真实世界，因为很容易想象当一个人在街头公开摆摊贩卖色情光碟时所面临的困境——引起普通人群厌恶或反感的情绪、公开暴露自己作为贩卖者的身份与相貌、遭遇可能的执法或检查等。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技术的私人运用和政府运用是有区别的，如果技术带给市场更多的选择自由，那么政府有关言论的分级或管制措施就不必要也不应该以过于统一的方式进行，因为统一的、大范围的公权行为总是附带着对于权利和自由的压制。

制定法与普通法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当法官在解决一个新的宪法争议时，当然要援引宪法文本，但是更多时候是在援引此类案件的先例和普通法规则。

尽管第一修正案的文字表述显得干净利落，看似没有回旋余地，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政府对于言论的管制或调整如果能够得到充分的论证并符合一定的规则将会被法官所支持。  三、网络作为言论载体的特质和网络言论的形态 作为宪法问题的言论自由权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言说者、接收者和传播渠道。互联网的出现总体上促进了言论自由，因此其获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是基本共识。[⑦]例如，如果想要对数量庞大的网站进行分级，则只能尽量选取简单的评估标准，因为一旦标准复杂则会造成极大的工作量，无法实现分级

1989年的加利福尼亚赛博通信公司诉联邦通信委员会案[⑤]当中，一项联邦法律全面禁止州际不雅电话或淫秽电话(俗称色情电话)服务，—因而被一家经营该种电话服务的公司诉至法院，以宪法言论自由权的名义要求法庭发出命令禁止此法律之实施。但是，简单的评估标准又造成分级的不精确化，牺牲了信息接收者(网民)，良由选择的权利，更进一步损害了言论的多样化。

司法审查的标准并不是一套严格符合形式逻辑的等级式标准，而主要是根据不同的言论类型采取宽严不等的标准。总体而言，在一个权利友好型的法律体制内，对于权利的论证往往演变为政府行为之边界的定义，因为权利保护已经获得了先验的正当性。

在美国，政府对于淫秽言论的管制主要出于维护公共道德和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法庭特别强调了太平洋基金会案与本案的差别。